司马光曾把王安石的“新学”或变法思想归结为三句话：“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三）这只是旧党对于王安石的看法，是认为这般给王安石定罪足可以置之于死地。可见当时是不可以触动“天命”、“祖宗”的。
其实，他说的“尚变者，天道者”（《王临川文集·河图洛书义》），却立足于“有本以保常而后可立也”。仍在于维护宗法社会专制统治，变与常是两者兼顾、互相统一的。他反对老子的“无为”，却还是孔子的“有为”，并同样承认“畏天命”——认为有“非人力之所及”的“天之所命”（《文集·对难）），并且强调“静为动之主”，动——世必有革只是“静”——不变的补充。
所以，他更看重“礼乐刑政”的作用，认为圣人在上治理万物，创造历史，必须制定“四术”——四种统治百姓的方法：“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文集·老子注））人类的文明，是“圣人”“制作”的；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得立善法：“善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文集·周公》）而善法，便就是“礼乐刑政”了，仍是孔子那一套：“礼者，天下之中经，乐者，天下之中和。礼乐者，先王所以养人之神，正人气而归正性也。是故大礼之极，简而无文；大乐之极，易而希声。”（《文集·礼乐论》）所以，他认为，为政任德、任察、任刑不可偏废：“任德则有不可化者，任察则有不可周者，任刑则有不可服者。”圣人要做到“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文集·三不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