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革命声势，日增月盛，商务同人有远见者，均劝菊生，应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之教科书。菊生向来精明强干，一切措施，罔不中肯。然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彼本有保皇党臭味，提及革命，总是摇首。遂肯定的下断语，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而伯鸿却暗中预备全套适用之教科书，秘密组织书局。于民国元年，中华书局突然宣告成立，中华民国之各种教科书，同时出版。商务措手不及，其教科书仅适用于帝制时代者，遂被一律打倒。伯鸿亦脱离商务，一跃而为中华书局总经理。商务则亡羊补牢，汲汲将各书修改，时逾半载，方能勉强出版，而上风已为中华所占。最为难者是高梦旦，不能见谅于商务旧发起人，竟有人背后诋为奸细者；唯菊生深知梦旦，倚畀如初。余与梦旦最莫逆，尝调之云：“君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矣。”
伯鸿于商务发行、编辑两方面，且招致多人，入中华书局，以厚其力。从此十年中间，商务、中华两方之明争暗斗，达于极点。中华方面，赖有孔财神（按即孔祥熙）为董事长，得代政府印刷钞票，一家占利。各省凡商务有分馆之地，中华亦必有分局。惟商务采集权政策，凡分馆皆由总馆派人前往经营，事事听总馆指挥。中华则不然，往往就各地士绅，与之协定，开设分局，性质定于合资。盖中华资本，究不如商务雄厚也。然伯鸿凭新兴之局，过于扩张，在民元八九年间，竟至搁浅，不能维持。曾与商务协定归并，草约已成，后有武进人吴镜渊投入巨资，此约遂取消。从此镜渊为董事长，操财政大权，伯鸿势力为之锐减。又以多病居香港，终至不治，镜渊不久亦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