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晚饭的时候，爷爷说：“这个领导不错，眉毛里有颗痣，是个善人。”父亲说：“可他不是真正的领导。”爷爷说：“不管谁是领导，都是要讲事实、凭道理的。”父亲说：“也不知是谁反映上去的。”母亲说：“八成是关金。”爷爷说：“就是关金，不会有第二个人。”母亲说：“都是你们自己不好，老是嘴巴不饶人，得罪了他。”爷爷说：“有些人你活着就是得罪他。这就是小人，不会有好下场的。”父亲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结论。”爷爷说：“这就要你去跑，去催。领导都忙得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想到你。”父亲熬了一天，就跑去公社问情况。连着跑了好几次，每一次回家来脸色都很难看，像出殡回来，脸上挂一层霜，谁看了心里都发冷。直到冬至前一天，我们一家人都围着八仙桌在忙着做过节的米饼，老远听到父亲用嘴巴敲着锣鼓，唱着《打金砖》的戏文。那天正好刮大风，下大雪，我们关着大门。爷爷叫我快去开大门。我打开门，顿时看见一个人浑身雪白，像个野人，又像头野兽一样，朝我扑上来，一把将我举过头顶，用嘴巴敲着锣鼓，呀呀呀地冲进堂前屋，见谁喊谁，像只喜鹊。
爷爷说：“拿到结论了？”父亲大声说：“拿到了！”爷爷问：“怎么说的？”父亲把我放下，从胸膛里掏出一个信封，又从信封里抽着一页纸，交给爷爷。爷爷读过三年私塾，识得不少字，能看报纸。他一边看着，一边似乎也变成一只喜鹊，笑逐颜开地对我们说：“盖着大红公章，值钱的！”112母亲问：“上面写什么了？”父亲说：“你不识字，给你看了也没用。”母亲说：“那你可以跟我说啊。”爷爷对我母亲说：“跟你说不说无所谓，关键是要跟村里人去说。”调头对父亲说，“我们要让村里每个人都知道，公社给你下了结论，你不是日本佬，以后谁叫你日本佬就撕谁的嘴。”说完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塞进自己胸膛里，“就放我这儿，我要证明给人看。”以后，爷爷逢人必摸胸膛，把信掏出来给人看。老是重复，可能把他自己都搞烦了，有一天他突发灵感，顶着寒风去了公社。爷爷年纪是老了，但身子骨还是很硬朗，走路昂首阔步，一点也不慢。从公社回来，他一下从胸膛里掏出两封信，一封崭新的，一封旧的，有皱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