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因推崇文治，文化学术事业宽松自由，时人纷纷著书立言，叶梦得即是范例；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图书出版事业，多次组织图书编撰活动；加之唐五代刻书事业的前期积累，刻书事业在宋朝达到巅峰，并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寺刻、院刻五大刻书系统，后世均沿袭这样的传统，其中除官刻外，坊刻成为刻书系统中的主力军。坊刻是指书坊刻书，此类书坊集刻书、印刷、出售于一体，往往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因此效率很高，利益丰厚，所印书籍的品类和数量均是最多，全国形成了许多刻书中心，这些地方也出现了许多留名青史的刻书世家，如建安余氏、临安陈氏等。
“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叶梦得的寥寥数语，便将宋代坊刻全貌描摹清楚。两宋书坊的刻书中心集中在东京汴梁、浙江临安（即杭州）、四川成都及福建建阳，这些地区经济文化发达（如汴梁、杭州），物产丰富、盛产纸墨（如成都、建阳等），所印书籍流通全国。其中浙刻因刻印技法娴熟、纸墨质量上佳，所印书籍刻印精美，多为上品，得到藏书家叶梦得的赞赏也可谓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