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
与此同时，传教士在大批办报的活动中，也力图使办刊宗旨有所改变。此类报刊中主要的有1853年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1857年创刊于上海的《六合丛谈》、1862年创刊于上海的《中外杂志》、1868年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的前身）、1872年创刊于北京的《中西闻见录》等。这些报刊虽为传教士所办，但已不像鸦片战争前那样热衷于“阐发基督教义”，而是逐渐向商业类和综合性时政类过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原系宗教性报刊，以宗教性的内容为主。洋务运动兴起后，主笔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认清形势，开始增加非宗教内容。1874年9月，《教会新报》改称《万国公报》，其办刊宗旨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教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逐渐演变成以时事报道和评述为主的综合性刊物。《教会新报》等传教士报刊的转变表明，传教士可以不用宗教为幌子评述中国时政了，可以直接干预中国政治，为殖民者侵吞中国公开摇旗呐喊了。
从《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创刊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百种以上的报刊，垄断了中国报界，也开了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先河，形成了中国报刊近代化的最初格局。从实质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列强侵华的舆论工具，其目的在于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但就客观效果而言，这些报刊所传播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于开阔中国人眼界，启迪中国人心智起了一定作用，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同时，外报把西方近代报刊观念引入中国，对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办报活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报刊内容、版式与机构设置方面，对当时和稍后一个时期的报刊工作颇有借鉴作用；近代报刊的生产设备与技术通过这些外报引进中国，这些都为中国人自办近代化报刊提供了条件和有益的借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创办近代化报刊，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人办报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中国近代报业的主角开始由中国人自己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