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建议没有引起清政府应有的警觉，列强的警告也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高度警惕。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依然没有根本的变化，义和团在这种暧昧的政治环境中却逐步成长壮大。1900年2月，义和团运动已经发展至天津城厢内外，每有人在南门外瑞和成机器磨坊后宽阔地方练习拳脚，河北一带亦有之。时署天津县令的阮国桢巡行街市，也发现在天津市区不少地方，童子三五成群练习拳术。他们“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官不深究，匪等愈无忌惮，沿街孩童，三五成群，无非以练拳为戏者。”
在直隶固安、定县、清苑以及涿州等地亦都于2-3月间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显然，至少从2月开始，义和团运动已经向京津一带转移，并开始影响京津地区的稳定。3月12日，直隶河间府任丘县“拳厂林立”，引起了官府的注意，知府王某督同知县王蕙兰前往“劝禁”，然行至梁召村时，该村义和团民千余人竟然“持械抗官”，与清军发生激烈冲突，击伤千总一名。3月下旬，天津通城贴有匿名揭帖，号召民众起来抗击洋人，并约定于农历三月初一日起事，攻打外国租界，宣称“用术将尔各教堂房屋，悉行拆毁，纵火焚烧”。直隶静海、杨柳青等地的义和团先后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双方互有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