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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态的思想的存在及其在我们文化中的重要性，形成了对善的表达的压倒之势。它抑制着如此之多的问题，隐藏着如此之多的混乱，一旦人们从其符咒中逃出，即使是部分地，人们也不得不把它体验为理智上的窒息。
当然，这种复杂的状态，其部分联结得如此完善，以致形成一种堡垒，在其中不同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的和道德的动机相互支撑，然而却隐藏着它们的联结功能，这种状态将激起许多方面的攻击。并非所有的都将与表达基础性的概念有关。现今存在着一条有影响的攻击路线，它可以宽泛地称为新尼采主义，后来米歇尔·福柯提出了它的一种有影响力的变种，这一变种有其自身否定表达的强劲理由。新尼采主义的见解，主要就程序伦理学隐含的道德激励力量[10]——就其为之辩护的自由概念，以及就其与超善和作为结果的激进修正主义——而攻击它。从这点看，它类似于我的批判，因为我们都力图证明，这种现代哲学有道德上的动力，而不是唯独由认识论的动力所决定的。但是，那是会聚的目标。新尼采主义形态的理论，在这种表达中，除了现代道德哲学，而且实际上是一般的道德哲学的赤裸裸的极端化的主张以外，没有看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它认为表达本身没有任何价值。相反地，它信奉其自己形式的投射理论。遵循大部分从《快乐的科学》[11]引出的思维方法，如果理智见解与道德见解密切相连，那么这是因为双方都被视为我们强加在现实之上的秩序。没有任何见解比别的所有见解更正当或更不正当。所有见解最终都是建立在法令基础上的。这就是福柯所说的“真理的制度”。不用说，我发现这种观点与其经验主义远亲一样，是极其难以置信的。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或许肯定地断言，所有秩序都是同等任意的，尤其是所有的道德观念都是同等任意的，这种观点不只是适用于我们人类。它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形式，认为我们并不根据我们认定正确的道德方向来说话。这是自我发挥能量的条件，而还是我们可以穿上或脱掉的形而上学观点。所以，新尼采主义哲学家的元说明——“就坚持我的道德见解来说，我把真理的制度强加（或在这种强加中协作）在混沌之上，而且每个人都这样做”——恰恰与经验主义的元说明一样是不可能的，后者认为，“就坚持我的道德见解来说，我把价值投射到中性的事实世界上，而且每个人都是这样做”。二者与我们不得不在构成坚持那种见解——我们的慎重考虑、我们对自我的严肃评估以及其他什么——的现实实践中理解我们自己的方式，都是不相容的。它们不是说明，你在过生活的同时，可以实际创造你的生活。换言之，它们与我们道德生活的最适用的情况相抵触。什么样的元考虑能够否认我们实际道德经验的最佳情形呢？正如粗糙形式的自然主义一样，新尼采主义的见解也与最佳情形原则相冲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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