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怎样的夏天啊。我不打算去追忆准确的月份，因为要让思绪回到那里，我得忍受万般痛苦才行。但我记得在喝下太多的劣质雪利酒之后，我和亨利离开闷热的、挤满了人的屋子，走到了公共草坪上。草坪那头，太阳正在落下，草坪上笼罩着一层落日洒下的惨淡余晖。远处的房屋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版画中描绘的那一种：小巧、精致、宁静，只有很远处的地方有一个孩子在哭。那座十八世纪的教堂像个玩具似的竖立在一块孤零零的草地上——在连绵不断的干爽日子里，那只玩具夜里可以放在外面。那是个你会向不认识的人吐露心扉的时刻。
亨利说：“我们大家可以多么地快乐啊。”
“可不是吗。”
他离开了自己圈子里的那伙人，眼里噙着泪水，站在公共草坪上——我十分喜欢当时他那个样子。我说：“你们的房子很可爱。”
“是我太太找到的。”
我一个星期以前才刚认识他。那是在另外一次聚会上——那段日子里他在养老金部工作，我因为收集素材的缘故硬同他拉上了关系。两天以后请柬来了。后来我知道，请柬是萨拉要他寄的。“你们结婚很久了吗？”我问他。
“十年了。”
“我觉得你太太很迷人。”
“她是我的好帮手。”他说。可怜的亨利。可我为什么要说“可怜的亨利”呢？握有儒雅、谦恭和信心这一手决胜牌的，难道最终不正是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