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去年11月8日，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日子，那天斯皮基博士正在口授今后五年世界经济增长公民投票案，他突然自己中止了口述。“附带问一句，玛利·安，”他说道，“你上次测验的结果是多少?”
我们是两天前，即11月6日做的测验。我们总是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参加测验的。斯皮基博士对普测的规程是决不会疏忽或遗忘的。
还没等我来得及思索他问这样的问题有点什么蹊跷，我就回答他说：“我得了十二。”因为照例说，在测验后，局里的工作人员总是互相告诉别人自己的测验结果。他这次不仅问得蹊跷，而且在提问的时机上，即在办理世界政府的公务时插话进来询问，更是让人感到迷惑不解。
“真好，”他摇摇头说道，“你真出色，玛利·安!比上月降了二，不是吗?”
“我的成绩总是在十至十四之间，”我说道，“没什么新奇的，博士。”
“到某一天，”他说，他的脸上顿时浮现出那天他发表关于建立收容所高论时流露出来的神情，“到了某一天，这个世界将要由适于治理这个世界的人来治理。这些人的心理商数测验成绩是零。商数是零。玛利·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