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认为希腊人提供了另外一个诱人的和可能的选择吗？
答：不。我从来不试图寻找另外一种答案。人们不能在另外的人，在另外的时代所提出的另外的问题的答案中发现自己问题的答案。我想说的是，这不是一个各种答案的历史。我不接受“另外选择”的原因就在于此。
我想做的是构建出问题及问题域的谱系学。我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坏的，而是说所有的都是危险的。危险的和坏的并不是一个东西。如果所有的都是危险的，那么，就一直有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因此，我的看法不是导致不动情感，相反而是导致一种激进的战斗精神、一种悲观主义。
我认为我们应该一直做的伦理—政治选择是，确定什么是主要的危险。比如罗伯特·卡斯特尔对反精神分析运动历史所做的分析（《危险的控制》）。我完全同意卡斯特尔所说的，但是却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精神病医院比反精神病学更好。我认为做这很值得，因为危险就是这些医院。现在的危险不是同样的了，这一点非常明显，比如，在意大利，人们关闭了所有的精神病医院，并且那里现在有许多诊所。不过这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