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以及蓬勃的生命力。在这一点上，《书房》有同样的诉求。正如作为精神象征的书房已经堕落一样，爱情、慈善、宗教等具有超越性的“精神事业”也纷纷坍塌，在《我们曾经海誓山盟》中，爱情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欺骗和谎言，甚至连神秘的巫术也不过是旅游业的赝品；《本末倒置》则呈现了一张无处不在的资本和权力之网，几乎没有一条漏网之鱼。
我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明显的二元对立。资本象征了一切的邪恶和不人性，与之对立的另一面，则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精神性”或者“文化性”。毫无疑问，这种对立显示了当下中国的资本化是如此残酷且具有破坏性，但是，资本并非外在于我们的事物，就像精神性与文化性一样，他们只有通过具体的人才能呈现其具体的生活感和历史感。因此，小说中的细节、质地和生活的实感变得如此重要，缺少这些，这些作品将变成一种抽象的观念演绎。这是作家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只有从生活实感和人物性格中生发出来的观念，才有其生命力。
除了对当下生活的直接书写外，也有一部分作家将笔触推得稍微遥远一些。这种距离感少了一些当下的热烈、紧张和焦灼，同时也多了一份放松、舒缓和腔调。任晓雯的《药水弄往事》和温燕霞的《磷火》属于此类作品。《磷火》写的是中国远征军的故事，属于抗战题材作品。作者采用亡灵叙事，以死去的远征军战士的第一人称视角，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美好。这种“个人化”叙事的方式，已经从以前的“非主流叙事”变成了一种“主流叙事”，但无论如何，这使得这部作品亲切且富有弹性。任晓雯的《药水弄往事》延续了其一贯的上海日常生活书写风格，只不过这一次将场景设置在了一个更加“底层”和稍加偏僻的上海，在一种温婉的叙述中透露出对一切微弱事物的悲悯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