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几近公开化的和平呼声，蒋介石不能不表示其态度。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承认其“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涑憟，首先应当引咎自责”，同时承认“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大家也都希望战事及早结束，和平及早实现”，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条件是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他在文告中最后表示：“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蒋在文告中的这番表示，使国民党的谈和公开化，而他本人的引退也呼之欲出。虽然蒋一方面对桂系“逼宫”耿耿于怀，愤愤地对党内干部表示：“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敷衍桂系，使桂系暂时接过这个烂摊子。1月2日，蒋致电白崇禧称：“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一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希望白“激勉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趋，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蒋既有如此表示，桂系亦当留有退步。3日，白复电蒋，表示已“转示各将士仍应积极备战，以待和平之实现……至近复有少数民意机关，对时局主张，不免有过激之言论，经竭力疏导，并制止报社，不予登载”。与此同时，蒋介石连续约李宗仁谈话，表示引退意向，缓和与桂系的紧张关系，并派张群到武汉，与白崇禧商议有关问题。蒋的引退已是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