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他，印象中已经是1996年夏天。那年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学术年会在北大召开，会场在北大后面的一个宾馆里。刚住下，尚立就来看我了。那次因为我太太也去了北京，住在同学那里，会后又多待了好几天，见了好些同乡、同学，对于那次跟尚立在一起的过程已经有点模糊了。印象最深的是次日清晨他带我在北大后面的巷子里穿行，路过一个早点摊，锅里正熬着的一锅汤浓香诱人，忍不住驻足向摊主打听，承告为“羊杂碎”，于是两人各尝了一碗。同时还吃了两根油条，初步验证了上海人嘲讽北京早点“傻大黑粗”之“傻”。
尚立一如既往地黑瘦，还没有找女朋友。四周同乡、同学很多，因而也并不孤寂。同乡在北京有好几位在发财，他跟那几位有交往，当然不可能同路。我问他未来的打算，他说想出国。我觉得此意甚好，心里默默祝福。
那年秋天我进入一个全新的忙碌状态，随后几年与他疏于音问。2001年秋从日本回来，获悉他得了鼻咽癌，做过手术，没事了。也正因为此事，出国的念头也放下了。2002年我弄好新房子，到过年时，听说他又住院了。我赶紧从老家问到他手机，给他打了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