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有神论的世界之爱最高和最精致的形式，如生动地体现在方济各身上的那种形式，避免种种片面和夸张。由于上帝之物质与位格在这里是经由无限丰富的、划分为高级和低级的此在形式和此在价值中介的，爱便能够在接近上帝者与远离上帝者之间，在作为个体值得爱的事物与不太值得爱的事物之间做出区别。
[1] 参见H.Bergson：《论哲学直觉》，1911。
[2] 对于人文科学的意义是，将纯粹的作品从环境、遗传和历史中剥离出来。
[3] 不仅有别于包括活着的人、死者和非人属的精灵的圣者，也不同于英雄。
[4] 将天才“贵族化”，这是一种愚蠢之举。遗传价值的意义对于圣者最小，对于天才则较大，而对于英雄最大。
[5] 参见U.V.Wilamowitz-Moellendorf：《柏拉图论》。
[6] 对天才的作品之史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都很罕见（同一些社会学意义上的条件也适用于完全不同的另一些天才和作品）。诚然，在精神文化总体内容中，“许多东西”都可以从社会学上解释：1）哪些天才的意向进入历史的现实，如政治的、经济的条件：一位高贵的希腊青年不可以当雕塑家；相反，一个没有闲暇时间的奴隶或者一个没有画笔、研习费用的天生画家绝不会在历史上名传后世（历史之再思考；如此在与理念的实现；实在因素与理想因素理论；活动空间等）。首先，天才虽然并非从遗传而来，可是他始终具有某些影响着他的作品的遗传值。2）一种位格—理想的内涵借以表现的形式在社会学上是可以解释的，例如行吟诗人的贵族诗作、史诗小说、希腊和现代戏剧（莎士比亚、卡尔德隆以及现代市民戏剧）、歌剧。不过，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特有风格绝不表现在：他将其《卡拉玛佐夫兄弟》宏伟的先知式歌唱浇铸进劣质小说的形式之内！同样莫扎特将他的近乎神圣的、纯洁的《唐璜》——一位最好的莫扎特鉴赏者和表演家认为这部歌剧极具“宗教性”——塞进意大利轻歌剧的形式之中，这也不是他的特点。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同一种内容在18世纪的法国在形式上是贵族性的，在19世纪的德国则具有小市民味。3）对精神文化做出认可的广度和深度属于社会学可以解释的范围。有时一个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但同时精神上却为被战胜者所改变：如希腊人和罗马人、被战胜的、受屈辱的俄罗斯及其思想的扩展。还有，孤独的天才和后来得到承认的人：斯宾诺莎、叔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