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在历史问题上拒绝“大写的历史”观，“后现代主义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不屑一顾，并满怀自豪感的宣称‘历史的终结’。这一思潮主要植根于以下这样一个信念：未来不过是现在的重复”②。因此反对历史的意义性和持续性，而主张历史观上的断裂性和随机性，走向了历史偶然论。针对这种观点，伊格尔顿指出，整个人类的历史特征表现出的是惊人的连续性，即剥削和受剥削的顽固持续的社会现实。后现代主义却无视这种苦难的连续性，而拾起了历史中的偶然性碎片，以此作为历史的特征，后现代主义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恰恰是“以它自己多元论原则臭名昭著的侵犯性抹平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①,从而掩盖了历史发展的过程，也不利于真正地认识和理解现实，“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多面性的一种漠视，这种漠视当然能够为这样一种混同策略颁发许可证”②,
后现代主义否定本质的存在，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基础，倡导一种新的普遍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将世界描述为一个多样性的和相对发展的存在。伊格尔顿认为，这种论调对社会政治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为将所有差异和价值平等看待将会使价值这一概念变得空洞，从而丧失了政治行动的目的，后现代主义也就因此失去其批判性，而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精神形成共谋，一切价值都由供求关系所决定，人不过是生产与消费机制中的被动自我。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否认了事物的基础和本质，强调事物之间的相对性关系，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价值的存在基础，将一切行为看作交换和妥协的产物，这是变相地宣扬资本主义的市场主义精神，从而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隐秘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