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培尔诉求一种象征主义来描述游戏的价值，杜威指责说，这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解说，因为一方面在福禄培尔时代，关于儿童生长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都很不够，这使得他不得不对现在看来很简单的道理进行抽象的哲学表述；另一方面，德国的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政治条件“不允许想象幼儿园的自由、合作的社会生活和外部世界的生活之间的连续性”,“事实正是如此，福禄培尔的哲学和德国的政治理想之间的鸿沟使德国当局怀疑幼儿园，并毫无意义地迫使福禄培尔对幼儿园的简单明了的社会意义作复杂难解的机智的阐释”。①
过分重视象征主义，一定会影响到对待想象的态度。在以象征主义为教育原理的幼儿园中，教师们使用的教学材料尽可能是虚假的，而坚决避免对儿童来讲是真实的事物和真实的行动。在象征主义者看来，洋娃娃、玩具火车都被视为过分真实而不被使用，理由是它们因为太真实而不能培养儿童的想象力。杜威认为，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儿童的想象力来源于由他所使用的物件引起的一连串暗示、回忆和期待。这些物件越是简单、自然，就越容易唤起孩子对使用这些物件来做什么的想象力。针对这种儿童不能理解的象征主义式的游戏，杜威认为，所象征的实在事物必须是儿童自己的理解能力所能达到的。很多时候，象征所暗示的真理或者实在的事物只是成人所能理解的，他所设想的象征对儿童完全不是象征，因此，“我们自以为是在用象征教给孩子超自然的真理时，我们往往是在教以伪善，灌输感情主义，培养激情主义”。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