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但是，在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上兴盛起来的古代文明，从一开始，就不曾选择维科所描绘的“共时态”的发展阶段。这是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形态的另一种文明。难怪马可·波罗从中国回到欧洲时，人们会把他所描绘的东方文明视若一派胡言，说他完全是“白口做梦”。
历史，从其开端就呈现出其不同的选择可能。所以，这部论著将从个人独特的研究出发，对中国的文化史观的框架予以重建，使其更加科学化、系统化，而不落人僵化的模式。当年，马克思就针对这一点说过：“他（——我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这里，说得是何等的严肃、认真，并发人深省。
遗憾的是，不少自命为历史学家的人，却每每以西方历史发展的模式去套我们的东方历史发展阶段。明明我们的唐代，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阶段，成为当时整个世界文明的一个峰巅，却非说佛教自西域传人，从东汉末年便开始了中国的“中世纪”，直到今天仍未超出。诚然，基督教的西行，蛮族的人侵，使西方的“中世纪”以圣经取代了一切，已有过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遭到了毁灭，神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都合并到了神学之中”（恩格斯语）。而这一现象，在中国从未出现过，至于佛教在中国古代文明中起到的不同作用，本书将辟专题讨论。我们不曾有神、英雄、人的形态的更迭。因此，喋喋不休争论的什么“早夭的奴隶社会”或“早熟的封建主义”，本身也或多或少地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实际……我们不否认，各民族的文明，正处于一个不断融合、碰撞及重建的过程，也许会有一天，世界历史的发展会出现偶合与同步，会共同达到一个文明的顶峰，但在今天，简单地套用别人的公式，实质上则窒息了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对历史及未来命运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