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史学家以某一种史观编纂历史之际，其时的历史，也正是按这种史观在创造与演绎的。且不说前已提到的司马迁作《史记》，为“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著《汉纪》的荀悦，则要以西汉的盛衰“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而昭之以东汉统治者，“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贞观政要》则要从前朝的“危、乱、亡”的惨重教训中，求得自身的“安、治、存”。《资治通鉴》则开宗明义，“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上助圣明之鉴”。
然而， 由于中国文化机制的制约，他们都未能提高到理性思辨的高度，未能从具体经验上升到抽象思维。史学家们往往将毕生精力花在训话、勘误、注释等土面，探幽入微、脚踏“实地”而绝少撰写出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缺乏宏观的把握以及理论上的探讨。因此，很难形成中国的历史哲学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