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意儿?”(149)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法贝尔依靠统计学并没有计算出莎白不是因为被毒蛇咬伤，而是因为她的脑壳撞在那条细长的斜棱上形成的一道伤口没有得到及时手术治疗而死亡的。汉娜由于悲痛而情绪失控，她用拳头打法贝尔的脸。而在这整段时间里，法贝尔都“只是用双手护住眼睛”(176)。
汉娜不愿听法贝尔讲解他的统计学，法贝尔则断言说：“所有的妇女都爱迷信。”他自己对于所有的神话不屑一顾。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表述的那样，启蒙思想主张用知识代替幻想，祛除神话，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启蒙要求人们遵从自己的理性，结束对神的崇拜。它摧毁了基于非理性的信仰，自身却成为基于理性的信仰，退化为神话。在小说中，法贝尔将数学思维当作评价万物的尺度，对科学和技术的推崇达到了盲目的地步，也成为一种迷信。由于他的这种机械思维导致了片面的世界观，克劳斯·穆勒-萨尔盖特也将他评判为“片面的人”(vereinseitigte Person)①。
法贝尔思维的机械化使得他将自然和人都对象化为客观存在，自然、女性和他自己的身体都成为他理性精神的对立物。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并不是必需的，工作才是他的伴侣：“我早就习惯于孤独一人旅行。我像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沉醉于我的工作。”(97)首次航空旅行的途中在与邻座赫伯特交谈时，他谈到了其他民族，这时他第一次表现出了身为白种男性的优越感：“他(赫伯特)了解伊凡②,只有用武器才能教训他”,“亚洲人总是亚洲人”(4)。法贝尔对南美印第安人的评价是：“十分温良，非常平和，真正的心地纯洁的。”(38)他认为那是一个“女性化的种族，让人心情不安，然而他们是无害的”③。法贝尔第二次去危地马拉探访接替自己哥哥在那儿工作的赫伯特时，询问赫伯特是打算继续留下还是返回杜塞尔多夫，而赫伯特没有回答。法贝尔失望地表示：“赫伯特像是一个印第安人。”①当他与汉娜在多年后重逢时，他也将汉娜的脸形容为“一张年老印第安人的脸”(136)。甚至在他最后患重病躺在医院里时，他将镜子中自己的形象也同印第安人做了比较：“瘦得像在帕伦克给我们指点湿漉漉墓室的那个印第安老人。”(188)所有不符合他工具理性价值尺度的事物，如未经文明开化的自然，表现出女性化特征的、弱势的人或种族，甚至他自己不受控制的身体都被法贝尔视作“他者”,与之相对的则是他极端推崇的数学思维和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