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白话文，胡适在1918年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发表了更为成熟的看法。他说：“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但他的这种观点，仍然是以施耐庵、曹雪芹式的白话为主体，使“今日的白话”只处于“补助”地位，因此在30年代招致了人们的批评。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白话的标准问题、基础方言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五四白话运动的业绩之所以远远超过晚清白话文运动，一方面因为它顺应了时代潮流，将白话代文言视作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和思想启蒙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五四时期出现了一批身体力行的“善作白话者”。蔡元培先生在评价晚清的白话运动时曾指出，“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胡适在1934年发表的《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也说：“他们的失败在于他们自己就根本瞧不起他们提倡的白话。他们自己做八股策论，却想提倡一种简易文字给老百姓和小孩子用，殊不知道他们自己不屑用的文字，老百姓和小孩子如何肯学呢？所以我们在十七八年前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时，决心先把白话认作我们自己敬爱的工具。”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也谈到实践白话文的转变过程。他说，1917年国语研究会虽然主张改国文为国语，但“自己做的这些文章，都还脱不了绅士架子，总觉得‘之乎者也’不能不用，而‘的么哪呢’究竟不是我们用的”。后来，在胡适从美国寄回来的白话明信片的暗示下，“才觉得提倡言文一致，非‘以身作则’不可。于是在京会员中，五六十岁的老头儿和二三十岁的青年，才立志用功练习作白话文”。1918年5月，《新青年》的文章全部改用白话文。到1919年，《每周评论》式的白话小报全国有四百种之多。1920年以后，一些著名的刊物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也改用白话文。192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全国国民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并废止原来的文言教科书，白话文的地位大大提高，阵地基本上巩固了下来，最终跃居于汉语书面语形式的领导地位。文言文的使用率则越来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