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五四后民族主义持续高涨，推动了国人此种文化自觉愈趋理性发展。1935年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1938年“抗战建国”成为全民族的“国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口号更不胫而走。文化民族主体性的观念进一步凸显。要注意的是，此种观念奠基在了上述梁启超辩证观点的基础上了，而与传统的复古守旧，判然划开了界限。只需看看，尽管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战的20年间，文化论争仍在进行，但各方在复兴民族文化这一根本问题上的观点却在趋同，就不难理解这一点：首先，复兴民族文化成了争论各方的共识。其间，争论前期普遍使用的“西化”、“东方化”抽象的概念，后期却为“现代化”、“工业化”等更加现代和科学的新概念所取代。此种文化概念改变本身，就说明了人们对文化问题的自觉前进了一大步。冯友兰是主张“工业化”提法的，他借助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思辨说：“清末诸人的主张是‘正’，‘五四时代’是‘反’，我们今日的主张是‘合’。‘合’虽然有点像‘正’，然而他已包有了‘反’在内。”[15]实际上，冯友兰所谓的“合”，就是争论各方最终都归趋于认同抗战建国之国策：复兴民族文化。所以，“本位文化”、“全盘西化”很快便不再有人提了，唯复兴民族文化成了最强音。胡秋原说：“今日是我们为复兴民族而奋斗之日，也是为复兴民族文化而奋斗之时。”[16]其次，科学与民主是复兴民族文化必须坚持的本质要求，同样成了彼此的共识。“十教授”强调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要“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目的不是为少数国人谋利益，而是着眼于“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17]讲的就是科学与民主。同时，国民党《文化运动纲领》强调“讲求科学，笃行真理”和“树立民主政治之楷模”；[18]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强调“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