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不屑于为迂儒式的修行，却严于互规，于此也分明见出了群体自觉。只是易堂中人致力于道德人格的完善——既是伦理意义上的，又是审美意义上的，并不像儒家之徒那样，将目标明确地设定在“优入圣域”上；也没有迹象证明他们曾在“九容”一类项目上彼此纠察：那种迂儒式的修省不免要梏亡生机，而如彭士望、魏氏兄弟，本是活力四溢的人。
在这种场合，诸子的神情也仍然有不同。叔子就说过，“吾徒爱气矜，正色敢犯难”，惟有李腾蛟与邱维屏不然，邱如“千顷波”，李则如“春日旦”（《李子力负五十初度……》，《魏叔子诗集》卷三），将这两个朋友比之于黄宪（叔度）、陈寔（即陈太丘。关于黄、陈，参看《世说新语》）。《丘邦士先生文集》杨龙泉序也说当诸子相互攻诋时，邱氏“独静默若未尝身与其间”。但据叔子说，邱氏曾因关于时文见解的不同而与他争论，“至座中人皆罢酒，声震山谷，鼾睡者悉惊寤，不为止”（《邱维屏传》）。沉静木讷的，或更有认死理、咬定了不松口的坚韧。因而那山中争执不下的，未见得定是彭士望、魏叔子。性相远，习相近，你可以想象，至少在易堂盛时，那“堂”中常常是热烈的，喧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