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与社会的关系看，今文经学代替推崇古文经的汉学是因为它能通经致用，今文经学具有经世的这一特点也是其复兴的原因。乾嘉之世，汉学大盛，其学风以训诂名物考证、章句注疏、佚文钩辑、言言有据、字字有考为特征，这种经院式的研究，使学术陷于繁琐破碎、泥古墨守的窠臼，而忽视了会通和对微言大义的探求。在社会出现危机时，汉学家们不可能担当起补偏救弊、挽救社会的作用。而乾嘉之际，正是清代由盛到衰转变的开始，一些有识之士看出了盛世下面所潜伏的危机，思图补救，便率先起来致力于扭转学术界风气，以期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他们所面对的汉学，由于只重文字训诂，无法济世，而理学虽讲义理，但长期处于批判的地位，一蹶不振，也完成不了这一使命。于是便转向具有经世色彩的西汉今文经学，以此取代汉学，这既符合当时尊古之风，同时也适应时代的需要，反映了由东汉古文经向西汉今文经转变的学术趋向。这一趋向既是学术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也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