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六经中所包含的道德前提成为治史者评判历史价值的主要标准。六经作为事功之书被纳入历史考察的范围之后，它自身并非只是一种被动的历史材料，而是历史演进大规则的预定者，特别是其中的道德褒贬之术，始终与社会历史的演化轨迹相谐相应。现代历史研究中以进步和反动界分考察对象的背后所流行的褒贬方式均与这种传统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六经皆史论”从表面上看是逐六经于公羊学序列之外，成为普通历史研究的对象，实则六经入史之后仍在起源的意义上对史家暗行着政治与道德设计的控制作用。
六、“复原论”的魔影：实证主义的误区
中国历史研究中承继乾嘉精神的考据学派一直被各个时代的学人推崇有加，近时又成了国学与学术史复兴的支柱性领域。就史学观的正统脉络而言，乾嘉学派无疑是后起的一支。而且就其表面学风由空返实，崇尚求真实验而言，乾嘉学派似乎与传统的正统观迥然有别，然而如果细究其研究对象，却仍不脱经学范畴。故余英时解释清初学风是把乾嘉学派置于“道问学”与“尊德性”的汉宋迭变的脉络中予以追踪的，其意是说乾嘉考据表面上似纯究历史的真实，不具宏观历史论的气象，不免为后人讥为雕虫之技，但就整体而观，仍属经学正统观中的旁支。[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