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们仰面而卧，阳光照在白皙的、起伏的肚子上。
——但是这次，我一句话也没跟他说。我为自己贫瘠的胸围和细弱、苍白的手臂感到羞耻。
昭和十九年——也就是战争结束的前一年——的九月，我毕业了。离开了幼年时代一直就读的那所学校，进了一所大学。父母不容分说地强迫我选了法律专业。但是，我确信不久我就会参军战死，我全家也会在空袭中一个不剩地死去，所以我并没有感到多大的苦恼。
即将出征的老同学把大学时穿的制服借给我，是那时常有的事，并约定临到我出征时再还给他们的家人。我就每天穿着它上大学。
比别人更害怕空袭的我，同时却以一种甜美的期待焦急地等待死亡。正如我一再说过的，未来对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人生从一开始便以义务观念胁迫我。我一方面深知履行义务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人生又因为我不履行义务而苛责我。于是我想以死亡摆脱这种人生，这岂不让人痛快吗?战争中流行的死的教义引起我官能上的共鸣。我想，万一我“光荣地战死”，(尽管那非常不适合于我，)那种死对我简直就是个嘲讽，黄泉下的我也会为此讪笑不停。然而，警报一响，我却比谁都快地逃到防空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