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天人关系上，刘知几是主张“天人相分”的，天象与人象无关，决无“天命”。他指出：
夫论成败者， 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衰贬。以之垂诫，其不惑乎！（（杂说）上）
班（固）氏著志，抵梧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五行志错误））
每有叙一灾，推一怪，董（仲舒）、京（房）之说，前后相反；（刘）向、（刘）欲之解，父子不同。逐乃双载其文，两存厥理、言无准的，事益烦费。（（书志））
固然，他讲的“人事”，还是指帝王将相个人的“智能”等。但比孔孟以来的“天命非人理所移”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还是进步得多。
除“天人相分”外，他对伦理史观的“是古非今”论，也旗帜鲜明地加以了鞭挞。
他认为历史是在变化中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模拟》）。“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历史变了，史学也该变，“天地久长，风欲无恒”，否则，无异于“守株待兔”。其次，他认为由于时代更迭，社会发展必有新的特点，今不一定不如古，古也可以不如今。“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言语》）。他也有“上古”（或“远古”）、“中古”（或“中世”）、“近古”（或“近代”）之分，并提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烦省》），认为历史的前进，是一种客观的、不以“天命”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势”在起作用。这观点，前承魏征的“相对通变”，后承杜佑的“古今既异，形势亦殊”，直到柳宗元、刘禹锡的历史进化思想，可谓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