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发明后，图书的形式进一步趋向统一，版式标准化，字体规范化，工序程式化，结构日趋丰满，有序跋、卷端、字体、牌记、刻工、避讳等，刻书机构、作者职官、衔名、尊号、称谓、郡望、藏书印记及题跋、批语等都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
7.中国古代公私藏书刻书在图书保护方面作出了不朽贡献。
中国古代藏书事业兴起早，发达程度高。但历代多坎坷劫难，早在隋代牛弘就提出“五厄”之说：一为秦始皇焚书，二为西汉末赤眉入关，三为董卓移都，四为刘石乱华，五为魏师入郢，梁元帝自焚。明代胡应麟续上“五厄”：隋大业十四年（618）江都焚书为一，安禄山入关为二，黄巢入长安为三，靖康之难为四，南宋末伯颜南下，军入临安为五。明代以后，近人祝文白又续上“五厄”：一为李自成之陷北京，二为钱氏绛云楼之烈焰，三为清高宗之焚书，四为咸丰朝之内忧外患，五为民国中日之战役。事实上还远不止这十五厄，我们还可以再补上五厄、十厄……图书事业的兴衰确实与历史环境息息相关。我国古代社会始终处在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中，每次战乱都给当时的图书事业带来沉重的打击，图书的聚散总体呈波浪形曲折发展。历代图书的生产量与累积数均是一个无法确估的庞大数字，但历代图书遭受的劫难与损失也至为惨重，世所罕见。尽管图书聚积和散失率极大，但人们坚信“书籍聚散自有其一定不移之数，一聚必有一散，乃物之常理”，“一旦治平，当有兴集”。书厄激发人们以更大的努力收集图书、保护图书。春秋时老子为公藏职官——柱下史，可称早期图书馆长。“学富五车”的惠施为早期私人藏书家。历代藏书楼和藏书家数以千万计。在古代典籍的修复保护方面，先人也总结了不少经验。明嘉靖年间修建的皇家档案馆皇史宬，保持了“金匮石室”的传统，并有防火、防水、防潮、防盗、防晒、防虫等一系列保护图书的措施。同期的另一建筑——宁波范氏天一阁是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也有许多保护图书的手段和定制，后来成为乾隆为藏《四库全书》而建七阁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