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注史之法是过去最好的方法，颇受后世史家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钱大昕也称赞说，裴松之“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共见乎”[29]！
史注以繁富见称，且多有创新者，还有郦道元《水经注》和梁代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注与裴注相比，由于所注史书体裁不同，而各有千秋。裴注范围较广，体制较为完备；郦注所引典籍之众，内容之丰富，却在裴注之上。郦道元广集资料，旁征博引，叙事周详，名其书曰注，实为创作，同样是对史注的重大创新。刘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既是一部笔记体小说集，又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杂史体史书。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凡十卷，记载自汉末三国至东晋年间士大夫阶层的轶事逸闻，内容涉及政治、思想、宗教、文学、语言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叙事写人往往摘取片断，甚至只言片语，但刻画人物栩栩如生，语言精练，词意隽永。刘孝标为之作注，征引广博，所用之书多达400余种，补充了大量的史料，大大丰富了原书的内容；许多散佚的旧籍，也赖其注得以保存不少资料。此外，刘注在校勘、解释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也有不少注文。因此，刘注对传统史注的突破是显而易见的，其学术价值亦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