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勰开辟这一别样的超越语言局限的思路上，后人多有发挥与补充。如唐代刘知几提出“言近而旨远”的“用晦”的说法：
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刑迁如归，卫国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则有“使妇人饮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15]
刘知几虽然是讲史书中叙事成功之例，但他提出的“言近而旨远”的思想，与刘勰的“义主文外”是一脉相承的。
相传是唐代白居易所作的《金针诗格》提出了写什么感情不用直接指称的办法，其中说道：“诗有义例七，说见不得言见，……说闻不得言闻，……说远不得言远，……说静不得言静，……说苦不得言苦，……说乐不得言乐，……说恨不得言恨。”跟这种说法相似的，还有唐代僧淳的《诗评》：“夫缘情蓄意，诗之要旨也。高不言高，意中含其高，远不言远，意中含其远。闲不言闲，意中含其闲。静不言静，意中含其静。”这种说什么不直接说什么的语言“策略”，其实就是追求言外之意，表面的语词中没有它，但全部语词都暗含它。这样的策略可以使所传达感情更具有艺术的印记，更具有美质。